辛酉政變中慈禧奪權成功的手段分析

一、引言

        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咸豐皇帝病重，他死前立六歲的兒子載淳為太子，並設計了一套權力制衡機制，[1]讓兩位太后與顧命八大臣互相監督制約，共同輔助幼帝。但這套權力制衡機制卻使得太后和顧命大臣矛盾迅速激化。出於對權利的渴求和對顧命八大臣的不滿，慈禧與八大臣集團展開了政治鬥爭，最終在恭親王奕訢等人的幫助下成功發動了「辛酉政變」，剷除了顧命八大臣，進而實現了垂簾聽政。

        本文對慈禧在奪權過程中使用的手段做了細緻研究，總結歸納出了對奪權成功產生重要作用的八個具體手段，深入研究了採取這些策略的目的以及所達到的效果。這些手段不僅展現了宮廷政變得以成功的要素，對於其他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學研究亦有裨益。

二、慈禧奪權的具體手段及分析

（一）拉攏慈安

　　慈禧拉攏慈安，主要是看中了她的正宮身分。慈安德高望重，在大臣中有較高威望，拉攏她與自己一同行動，就奠定了政變的合法性。另外，慈安生性平和，少涉政事，政變成功後也不會對慈禧的權力產生過多威脅。這可在《庸庵筆記》中得到印證：

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竅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2]

　　兩后垂簾後，慈安少涉政事，實際權力便大多掌握在慈禧手中，這應當歸功於她在奪權前期的盡心策劃和政治行動上的遠見卓識。當時慈安由於同樣被八大臣輕視，與慈禧處境相似；慈禧從利益共同點出發，動之以情，很容易便與東太后聯合了起來。

（二）聯合奕訢集團

1.聯合奕訢集團的好處與基礎

　　既已取得名義上的正統，奪權最需要的便是硬實力，即朝中大臣的支持與兵權的保障。慈禧因此將聯合目標鎖定為集聚了留京大臣勢力的奕訢集團。

　　當時肅順集團雖有皇帝誥命，卻並非一個成熟的政治集團。骨幹成員除了肅順，還有鄭親王端華和怡親王載垣，但這兩人並無政治才能與眼光。 肅順集團的骨干成員主要集中於中央政府內部，以軍機大臣為主，地方督撫很少， 幾乎沒有文官。此外，這三人剛愎自用、妄自尊大。這使他們得罪了許多同僚，授人以柄。

　　奕訢集團的成員則包含了大多數留守北京的官員，六部主事、重要將領、地方巡撫與士林領袖都在其中。而咸豐出逃後，留京官員為辦理外交事務而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為處處仿照軍機處建立，[3]實際上可以取代肅順集團中軍機大臣的機能。這使得奕訢集團在當時完全取得了控制國家機器的實權，如能聯合奕訢，慈禧便有了從肅順集團手中奪權的實力。

　　咸豐的遺詔將奕訢排除在輔政大臣之外，「留京諸大臣，驚異不平，多有牴觸」，[4]這成了慈禧聯合奕訢集團的基礎。此外，弈訢集團與肅順集團的積怨也使得聯合成為可能。[5]

2.具體行動

　　咸豐駕崩後，肅順集團禁止奕訢前來熱河弔唁。[6]慈禧於是令太監安德海出演苦肉計，將其「發落」回北京通知奕訢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熱河密札》記載：

恭邸今日大早到，適趕上殷奠禮……祭後，太后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約一時許方出。[7]

　　奕訢與兩后商議對策後，第三天就離開熱河。之後，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 並另簡親王輔政。八大臣以小皇帝名義草擬諭旨，予以激烈駁斥，但兩宮皇太后拒不鈐印使得諭旨無法生效。於是八大臣以停止辦公相威脅， 迫使皇太后就範。這場爭端以兩宮太后發現時機尚未成熟，繼而妥協告終。

　　肅順集團在這一回合表面上佔先，但他們當廷頂撞太后，無人臣禮的行為，為之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三）謹言慎行， 等待時機

　　暫時的失敗使得慈禧蟄伏起來，以等待更有利的時機。

　　之後，帶兵大員勝保上「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并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類似董元醇上疏事件，也遭到肅順等人的反對，只是這次兩宮太后沒有再反對肅順的行為。

　　於是肅順等人更加獨攬大權，無視太后的存在，卻不知道這實際上是對手暗中積蓄力量的計謀 。例如，《庸庵筆記》中記載：

文勤公同（肅順）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 「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饋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週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 [8]

　　肅順的行為飛揚跋扈，得罪同僚。日積月累，朝中對顧命大臣集團的積怨便愈加深重。許多大臣因為為官期間受到了肅順的衝撞排擠，或因看不慣其目中無人的作風，便加入了肅順的反對派，即兩后與恭親王的陣線中。

（四）抓住良機，迅速出擊

　　慈禧對待顧命八大臣絕非一味退讓。對待回鑾這個問題，她的態度十分堅決，並沒有因為八大臣的反對而讓步。據《庸庵筆記》記載：

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后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馬，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9]

　　由於當時肅順等人的勢力集中在熱河，恭親王集團的勢力集中在北京，若要剷除八大臣，則必須先回到北京。加之當時處於皇權交替時期，發動政變相對容易，若拖到肅順等人掌握了實權，再想發動政變奪權就十分艱難了。所以慈禧十分堅決地下令儘快回鑾。回鑾之爭中慈禧的堅定態度與之前對待董元醇上書的妥協態度大相徑庭，這正是慈禧的精明所在：在小事上面適當妥協，而在關鍵的問題上絕不退讓。

　　八大臣最終沒能拗過兩宮太后，鑾駕最終于九月二十三日啟程回京。兩宮皇太后攜幼帝間道回京，由載垣、端華等人扈從，而咸豐帝的靈柩則由肅順等人另路護送。慈禧的這一設計巧妙地將顧命八大臣中核心的三個人物分開，防止他們密謀，極大地削弱了他們的實力。又由於當時下雨，道路泥濘，靈柩隊伍行進緩慢，肅順會晚於太后到京，這樣就給慈禧和恭親王等人發動政變提供了絕佳的時機。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太后與皇帝一行率先抵達北京。剛到北京，慈禧就為政變大造輿論，「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10]控訴肅順等人飛揚跋扈，圖謀不軌。慈禧亦于當日召見奕訢，商議政變。次日，慈禧便火速發動了政變。她召集眾大臣，以皇帝名義頒旨宣示肅順等「矯旨」，解除顧命八大臣「贊襄政務」的權利並下令逮捕八大臣。此時，肅順仍「護文宗梓宮在途」尚未抵京，[11]在密雲被逮捕，根本來不及做出籌謀和應對。這場政變「辦理神速，為中外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12]正因為慈禧等人抓住了寶貴的時機，趁八大臣不備，迅速發動了政變，才得以順利將八大臣一舉逮捕。

（五）誇大八大臣的罪行，樹立政變的合法性

　　十月初六，清廷以上諭形式宣示八大臣罪狀，所公佈的罪行中除了他們目無君上，專擅朝政以外，還有一條十惡不赦的罪名「假傳遺詔」：「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豈知贊襄政務，皇考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13][14] 如若肅順等人真的是假傳咸豐遺詔，擅自以顧命大臣自居，則不僅可以坐實諸如欺君罔上，攬權專擅等罪名，更加可以因此徹底否定並推翻八大臣輔政制度，使得日後太后垂簾聽政名正言順，合理合法。[15] 由於咸豐皇帝的確未留下命八大臣「贊襄政務」的親筆朱諭，已然被囚系的八大臣百口莫辯，慈禧等人加諸八大臣的罪名也便成了彻底擊潰他们的致命武器。

（六）示弱以博同情

　　除了在發動政變時展現出的雷厲風行的一面，慈禧還適時地展現自己作為女人薄弱的一面，來博取眾大臣的同情。「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16]兩宮皇太后著力展現出的這種孤兒寡母備受欺凌的情態與顧命大臣的囂張跋扈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得以十分有效地博得大臣們的同情和輿論的支持。

（七）獎勵功臣

 　　在政變步入尾聲之時，慈禧給予了政變功臣極高的恩賞。十月初六，清廷授予恭親王奕訢議政王，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內務府總管大臣等要職，使他集大權於一身。對於奕集團其他成員亦有封賞，比如授予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鋆以及文祥軍機大臣之職。對這些大臣的獎勵有助於繼續籠絡他們的心，以便日後博得他們對於垂簾聽政的支持。

（八）懲治八大臣，並無大規模株連

　　十月初六，宣示八大臣的處決辦法，將肅順處斬，賜載垣、端華自盡，褫景壽、穆陰、匡源、杜翰、焦祐瀛職，將穆陰發往軍臺效力。只是懲治了八大臣了和一些他們極為親信的人，並沒有大規模株連。這樣就可以讓眾大臣在人心惶惶的政變中快速安下心，使得統治者（慈禧和奕訢等人）可以快速穩定朝局, 實現平穩權力更替。

　　至此，八大臣勢力被粉碎，慈禧和奕訢等人奪得了朝政大權，咸豐皇帝生前設計的權力制衡機制宣告瓦解。

　　辛酉政變的成功使得慈禧成功清除了垂簾聽政的絆腳石。十月初九，同治皇帝登基。同日，內閣頒佈上諭「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諭令議政王、軍機大臣遵行」，[17]給予了兩宮皇太后對於政事的最高決定權。十一月初一，兩宮皇太后正式垂簾聽政，慈禧也走上了權力巔峰，開始了她對中國長達四十七年的統治。

三、總結

　　本文分析了辛酉政變中慈禧奪權的各種手段，從中可以總結出她成功奪權的五點經驗：

　　首先，依附於有實權的可靠力量，即聯合有政權與兵權的奕訢集團；

　　第二， 為行動正名，樹立合適的形象，包括拉攏慈安及建立孤兒寡母的形象博得朝中眾人的同情；

　　第三，把握合適時機，進退得當，在自身實力不夠強勢時謹言慎行，痲痹敵人；一旦時機成熟，立即迅速出擊，將對手一舉殲滅；

　　第四，賞罰分明，適可而止，以穩定人心，迅速平穩時局；

　　最後，對盟友採取恰當的處理方式。對無心朝政的慈安，慈禧不限制其參政權，對真正有勢力的奕訢卻只授議政王，使其無法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最終得以把權力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我們不難看出，咸豐設計的權力制衡機制破滅主要是由於以下幾點原因：首先，這個機制不能防止分權者結盟，慈禧與慈安的結盟一開始就打破了系統內部的平衡；其次，此機制無法防止外部有實力者的介入，奕訢集團對慈禧的協助，使得這個權力體系最終徹底瓦解；此外，這個機制最致命的弱點在于缺乏獨立的外部監督者，因此一旦出現問題，無法得到修復，只能破滅。但作為集權制的帝國，獨立於權力中心的監督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這也造成了歷朝後期，權力 一旦出現失衡跡象，便無可挽回，導致王朝覆滅的必然結局。此分析間接表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力分佈是一個缺乏自我修復機能的脆性結構，值得後續研究者從系統控制論的角度佐以更多案例，加以分析探討。

參考專書及論文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4。

薛福成，《庸庵筆記》。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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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徹，《慈禧大傳》。瀋陽：遼瀋書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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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壽彝編，《回民起義》。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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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

朱賢枚，〈慈禧策劃“辛酉政變”前後〉，《上饒師專學報》，1985年8月，頁23-31。

王開璽，〈垂簾聽政辛酉政變与正统皇權思想—— 慈禧政變成功原因再探討〉，《清史研究》，2002年11月，頁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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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開璽，〈辛酉政變前後兩道諭旨考證〉，《歷史研究》，2012年04期，頁156－165。

方式光，〈祺祥政變剖析〉，《學術月刊》，1986年02期，頁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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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豐命肅順、載垣、端華等八人為顧命大臣「贊襄政務」。為了防止八大臣獨攬朝政，他分別授予皇后（即後來的慈安太后）和載淳刻有「御賞」和「同道堂」的兩枚印章。顧命大臣所擬諭旨在蓋有兩枚印章後方可生效。作為載淳的生母，慈禧代為保管「同道堂」印章。奕訢等留京官員被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見任恆俊，〈論辛酉政變〉，《近代史研究》（1986年1月），頁1-16。

[2]薛福成，《庸庵筆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25。

[3]高曉穎，《從辛酉政變到甲申易樞》（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1。

[4]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7。

[5] 例如肅順發動牽連恭王府的「戶部寶鈔案」和咸豐出逃後的回鑾之爭，參見高中華，《肅順與咸豐政局》（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154。及寶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册七，卷六十四，頁2411-2457。

[6]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6。

[7]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509。

[8]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6。

[9]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8。

[10]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9。

[11]趙爾巽等，《清史稿‧肅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册38， 卷386，頁11688。

[12]薛福成，《庸庵筆記》，頁20。

[1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輯11，頁106。

[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輯11，頁107。

[15]王開璽，〈辛酉政變前後兩道諭旨考證〉，《歷史研究》（2012年04期），頁156－165。

[16]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頁509。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輯11，頁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