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認為，東亞在1500～1820年間的GDP增長，得益于通過建立勞動吸納型制度，同時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使得東亞成功解決了自然資源的約束（主要指土地），從而避開了馬爾克斯陷阱，使用有限的資源養活更多的人口。作者徵引速水融的理論說明，相較于當時西方充足的自然資源，東亞的自然資源比較匱乏，而人口密度大，在謀求發展時，出於經濟的考量會優先使用增加勞動的方式增加經濟產出。這是一條與西方以投入資本為主導進行發展的工業革命相異的發展道路，被稱為勤勞革命之路。
比起當時使用大面積農場經營的歐洲，東亞國家由於土地占有規模較小，通常採取家庭式的小農經濟模式進行生產。這種社會中，同時具備農副業知識、 應對家庭成員的溝通能力與計劃管理技術的多面手尤為重要。與西方通過市場調配勞動力，使得勞動力產生專業化的分工形式不同，東亞小農經濟的生產者通過個人直接配置勞動，如使用雙季種植法及在農閒時節進行養蠶等副業等方式來增加收入，即同時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同時，家庭與鄉村共同體則作為勤勞革命的推動力，與個人可以有限度自由流動的社會秩序一起，建立了勞動吸納型制度。在勤勞革命逐漸發生的過程中，產生了初級的鄉村工業，甚至導致了部分大都市與中心城鎮的衰落。
在1820～1950年間，由於工業革命後全球工業化的推進，在看到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巨大前景之後，東亞原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也進行了工業化的轉型。如日本雖然在1860-70年代引入了西方的技術與管理，卻在1880年代轉為發展傳統技術的現代化，以應對其在資本土地方面稀缺，而勞動力資源充沛的狀況。中國與韓國則在其後繼承了日本下游的相關產業，形成了所謂的亞洲發展經濟雁陣。具體的例子有，日本採取機器紡紗與手工織布相結合的方法生產棉布以積累資本，並根據市場購買力從低到高的發展，逐漸更新設備以生產與市場需求相應質素的產品。而中國則引進了日本的半自動化織機並在農村快速普及。與此同時，政府亦通過管制外匯與關稅，培養了鄉村企業的發展。[1]儘管如此，此時期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秩序與東亞自身的土地限制依然造成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障礙。
在1945～1995年間，東亞的經濟增長則源於勞動密集型技術與資源節約型技術兩條發展道路的融合。由於冷戰時期美國與前蘇聯佔據了資本與資源密集型技術的發展空間，造成了東亞在資本密集但資源節約型技術的發展。例如日本在20世紀下半葉發展的汽車與家電領域，紡織化工及精密機械等行業，多屬於此類。由於美式生產所追求的規模經濟與自動化生產模式更適合在資源豐富的條件下使用，日本採取了各企業各自研發並與關聯企業進行貿易的方式進行小規模生產，從而造就了大批高效率的小規模企業，使得社會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及後，類似的工業化策略又推廣到了其他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從而實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雁群發展模式。
作者最終得出的結論為，東亞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的進程，不但使得開發中國家在節約利用能源的同時，得以實現生產的進步，同時也因其分配的平均使得更多人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將勞動密集型技術與資源節約型技術兩條發展道路融合，才是全球工業化的正途。
本人覺得杉原先生對於這三個時期東亞經濟發展的闡述與解釋都感到贊同，但於此同時，並不認兩條道路的融合是全球工業化唯一正途的結論。首先，勤勞革命發展的極限要比工業革命來得明顯而難以突破，蓋因勤勞革命是一種內向型（introvert）的革命，主要增加產能的方法是通過改良勞動的方式與增加勞動力的投入，而很少涉及到產品與生產方式本身的改動，從而難以創造出大的發明，而技藝的精進由於生產方式本身的鎖定總會有一個極限，因而難以取得現代經濟學派認為唯一可以持續發展的策略──不斷推進的技術發展[2]。其次，按照生產空間網絡模型[3]，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聯繫比較鬆散，一個國家很難從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直接轉型到許多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乃至資本或資源密集型產業，而由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轉向其他產業發展則相對容易，從而使得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國家有持續的發展空間。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東亞奇蹟的消逝與雁群模式的衰落，也證明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這似乎並非全球工業化的正途。
[1] （日）杉原薰著，馬援譯，〈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載於（美）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19-125。
[2]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 6, (Nov/ Dec 1994): 62–78.
[3] CA
Hidalgo, B Klinger, A-L Barabasi, R Hausmann ,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Issue 5845 (Sep 2007): 482–487.
參考書目
1. （日）杉原薰 著，馬援譯，2006〈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載於（美）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96-152。
2.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 6, (Nov/ Dec 1994): 62–78.
3. Hidalgo, CA., Klinger B., Barabasi A-L., and Hausmann R.,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Issue 5845 (Sep 2007): 482–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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