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许多学者注意到其作为人口膨胀
从粮食生产角度进行论述；亦有学者从人地关系和新作物的生物学特征之密切关系进行过分析。[1]蓝勇先生的《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一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加深远的分析视角，注意到农作物引进与地区结构性贫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做出评价前，首先需明确考察的方向。作者指出了评价的三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投入与产生效益比，和产业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使用这三方面对传统农业经济进行评价可以发现，农业粮食的产量增加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与集约化的精耕细作进行，平原地区农耕先进而畜牧落后，并且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桑棉渔副业以吸纳过量劳动力。但与此同时，明清之际南方亚热带山地尚未开发，多为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作者提出了当时社会可能的四种发展模式：(1)内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即更为集约的精耕细作；（2）内延式发展农牧副业，如投入肥料并将剩余劳动力用于生产桑棉副业；（3）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利用山区生物的多样性发展林牧副业并与平坝的粮食产品进行互换；（4）外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在山地开垦并继续从事粮食种植业。作者认为，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旱地作物对土壤与气候的要求较高，在山地大多难以种植，因此理论上按第三条道路进行开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明清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使得历史并没有照此进行，而选择了外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以致南方亚热带山地形成了结构性贫困，一直持续至今。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南方亚热带山地社会的经济，也使得当地损失了大量人口，因此导致了人口的大型流动迁徙。与此同时，玉米、番薯、马铃薯三种重要的美洲作物于16-17世纪传入中国。由于它们具有传统旱地作物不具备的抗逆性，正好成了山地垦殖的最佳农作物。
人口迁徙与美洲作物引入造成的山地垦殖，主要对中国亚热带山区农业社会造成了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于番薯、玉米与马铃薯可在山地的种植可获得相较于传统旱地作物的高产，为山区农业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它们不仅在承平时可使山区人口自然增长，在饥荒时亦成为平坝、山区都赖以度荒的杂粮，从而减少了灾荒造成的人口自然衰减。在饥荒后，这些作物的高产也提高了人口的恢复速度，使人口在明清之际较大的技术上得以持续增长。
其次，山地垦殖造成了山区以旱地种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了山区无法充分发挥本身的生物多样性，引发了结构性贫困的形成。由于美洲作物在平坝地区也可以较好生长，在山区种植并无特别高产的优势，使得山区本身的资源与产业配置不合理，造成了经济水平的落后。同时，玉米与马铃薯在中高山区的陡坡种植，破坏了农业生态，加大了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山地本身肥力递减，也成为下游洪灾的隐患，造成平坝地区良田的损失。
最后，这种结构性贫困使得亚热带山区丧失了平坝、山区形成产出互换机制的可能。由于山地以种植业为主业，利用山区本身资源的林牧畜果等产业只能作为家庭副业存在，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而完成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难以形成大的交流市场，与平原地区难以形成对等的交流机会，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便无法发展。这种模式制约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的模式是否真的可行。首先，明清之际的两次湖广填四川，迁入者多为平原地区的农民，若要求他们像原本的山民一样开放副业，可能存有技术上的困难。第二，林业本身对木材的生长周期有一定的要求，亦并不适合大规模的生产。第三，山地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运，而高山旱地缺少河流，与平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或有难度。第四，当时政府为收取垦银大力鼓励垦殖[2]，放弃田赋转收其他较低的课税亦可能性不大。最后，当时在当地从事山货行业的商人多为客籍，没有大规模发展当地经济的意愿。[3]就此，对“理论上按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进行开发会刺激当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想法，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