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October 12, 2014

从束胸到天乳——民国初年的身体解放运动

在时人的观念中,中国女性身体的近代化历程,通常是与废除缠足同束胸相关联的。然而,与从宋代逐渐形成的缠足传统不同,在传统中国,虽然文学作品中多以葡萄鸡头(芡实)、等为喻[1],以示对女子胸部的审美多以轻巧较小为贵,但胸部始终不是对女子审美的主要重点。另一方面,出土于宋朝的抹胸、明朝的主腰以及流传至今的清代各式肚兜等文物[2]也显示,中国古代的内衣虽然不具备如现代文胸一般承托并显现女子胸部的功能,其构造本身并不足以对女子胸部构成过多的束缚。由此可见,束胸行为本身,并非传统中国社会之遗俗,而是近现代出现的风尚。
  民国初年的专书与类书多对此情况亦有所记载,如近日妇女不缠足而缠胸,此亦陋习,青年女子,用一种背心(名半臂带),将胸部紧束,其意盖恐乳部露出,不大雅观[3]肚兜今​​已鲜见,惟盛行小半臂。背作月牙形,紧贴香怀,寒暑不废……其色则纯白、鹅黄、苹绿、竹青,随心所欲,而通行以粉红为多。暑日添妆,轻罗薄壳中,徐映春色一橺,雪肤绛襦,交映生色,正不必灭烛留髡,罗襦偷解,而鸡头新剥,始称销魂也[4]。束胸一方面被认为是保持含蓄气质的行为,然而于此同时,又有人利用束胸马甲介于内衣与普通背心之间的模糊特征,刻意穿着轻薄外衣以吸引异性的目光。另一方面,缚乳多在都市娼妓、姨太太、小姐与女学生等新女性之间盛行[5],也侧面印证了小马甲是在成衣界引入西式纽扣之后,模仿传统的西式紧身内衣corset,将普通背心进行改造的产物[6]
  虽然从当时社会主流的观点来看,束胸对国民尤其是后代的身体健康会造成负面,从而引发了1927年以广东为肇的天乳运动。但如果我们将视角置于当时女性渐趋醒悟的角度,就会发现束胸反应出与传统相反的女性叙事。近于当时欧洲流行的波波短发与直腰平胸的叛逆角色,中国女性开始流行的束胸也意味着对传统母亲角色的拒绝,摆脱家庭的牵绊而成为社会中敏捷新女性的追求,带有一种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意味。于此同时,以体育救国为号召的女子体育运动,与解放胸乳的论调在女性胸部的处理方案上是有冲突的。尽管有人宣称运动可以使胸部变丰满坚挺, 实际情况是, 运动导致乳房的晃动,会使乳房下垂。因此,紧身胸衣由于刻意减少乳房独立晃动,起固定作用,是有操作层面的实际意义的。而当时田径竞技中塑造的轻盈玲珑,肌肉紧实,胸部扁平,全身呈流线型[7]的健美典型,更使得对美的关注超过健康的女界加剧了束胸行为。
  这种冲突最终得以解决的方式,是1933年游泳热的降临,在以杨秀琼为代表的女性泳装形象示范下,带有曲线的女性形体终于被塑造为美的标准身形,开始在公共空间中占领中心位置。而当穿着洋装与改良旗袍的情欲化女性形象逐渐成为都市风尚的同时,现代版本的文胸也几乎同时被引进,终于解决了国族叙事背景下的健美运动与违背男性审美的胸部松弛之间的冲突,最终占据了内衣市场,束胸内衣方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从束胸到天乳,乃至以保国保种为思想核心的健美运动,始终都是由男性在创造对于女性乳房大小同身体风格的审美标准,所谓的女性时尚,只是女性为了争夺自己命运的可能性,或徒劳挣扎或努力依附所做出的自我改造而已。



参考书目
1. 张宏生 2012 〈典雅与俗艳——朱彝尊《沁园春》写艳诸作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评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25
2.
潘健华 2005 《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李寓一 1972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清末民初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论集》,九龙:中山图书公司。
4.
李家瑞 1937 《北平风俗类征》,上海: 商务印书馆。
5.
吴明 1920 〈为什么要缚乳?〉,《民国日报》1920.4.1514版。
6.
绾香阁主 1927 〈中国小衫沿革图说〉(下),《北洋画报》1927.6.294版。
7.
王云 2007 社会性别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1843-1937论文,南京:南京大学,2011.7.19
8.
姚霏 2012 〈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研究( 1870—1950) ——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2.3111-115
9.
吴昊 2006 《都会云裳:细说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香港:三联书店,2006
10. Steele, Valerie. The corset: a cul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张宏生,〈典雅与俗艳——朱彝尊《沁园春》写艳诸作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评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25
[2] 潘健华,《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27
[3] 李寓一,〈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清末民初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论集》(九龙:中山图书公司,1972),页12
[4]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页247-248
[5] 吴明,〈为什么要缚乳?〉,《民国日报》1920.4.1514版。
[6] 绾香阁主,〈中国小衫沿革图说〉(下),《北洋画报》1927.6.294版。
[7] 王云,社会性别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1843-1937论文,(南京:南京大学,2011.7.19),页209

Thursday, October 9, 2014

《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内容简介

  对于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许多学者注意到其作为人口膨胀
从粮食生产角度进行论述;亦有学者从人地关系和新作物的生物学特征之密切关系进行过分析。[1]蓝勇先生的《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一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加深远的分析视角,注意到农作物引进与地区结构性贫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做出评价前,首先需明确考察的方向。作者指出了评价的三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投入与产生效益比,和产业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使用这三方面对传统农业经济进行评价可以发现,农业粮食的产量增加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与集约化的精耕细作进行,平原地区农耕先进而畜牧落后,并且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桑棉渔副业以吸纳过量劳动力。但与此同时,明清之际南方亚热带山地尚未开发,多为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作者提出了当时社会可能的四种发展模式:(1)内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即更为集约的精耕细作;(2)内延式发展农牧副业,如投入肥料并将剩余劳动力用于生产桑棉副业;3)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利用山区生物的多样性发展林牧副业并与平坝的粮食产品进行互换;(4)外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在山地开垦并继续从事粮食种植业。作者认为,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旱地作物对土壤与气候的要求较高,在山地大多难以种植,因此理论上按第三条道路进行开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明清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使得历史并没有照此进行,而选择了外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以致南方亚热带山地形成了结构性贫困,一直持续至今。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南方亚热带山地社会的经济,也使得当地损失了大量人口,因此导致了人口的大型流动迁徙。与此同时,玉米、番薯、马铃薯三种重要的美洲作物于16-17世纪传入中国。由于它们具有传统旱地作物不具备的抗逆性,正好成了山地垦殖的最佳农作物。
人口迁徙与美洲作物引入造成的山地垦殖,主要对中国亚热带山区农业社会造成了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于番薯、玉米与马铃薯可在山地的种植可获得相较于传统旱地作物的高产,为山区农业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它们不仅在承平时可使山区人口自然增长,在饥荒时亦成为平坝、山区都赖以度荒的杂粮,从而减少了灾荒造成的人口自然衰减。在饥荒后,这些作物的高产也提高了人口的恢复速度,使人口在明清之际较大的技术上得以持续增长。
其次,山地垦殖造成了山区以旱地种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了山区无法充分发挥本身的生物多样性,引发了结构性贫困的形成。由于美洲作物在平坝地区也可以较好生长,在山区种植并无特别高产的优势,使得山区本身的资源与产业配置不合理,造成了经济水平的落后。同时,玉米与马铃薯在中高山区的陡坡种植,破坏了农业生态,加大了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山地本身肥力递减,也成为下游洪灾的隐患,造成平坝地区良田的损失。
最后,这种结构性贫困使得亚热带山区丧失了平坝、山区形成产出互换机制的可能。由于山地以种植业为主业,利用山区本身资源的林牧畜果等产业只能作为家庭副业存在,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而完成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难以形成大的交流市场,与平原地区难以形成对等的交流机会,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便无法发展。这种模式制约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的模式是否真的可行。首先,明清之际的两次湖广填四川,迁入者多为平原地区的农民,若要求他们像原本的山民一样开放副业,可能存有技术上的困难。第二,林业本身对木材的生长周期有一定的要求,亦并不适合大规模的生产。第三,山地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运,而高山旱地缺少河流,与平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或有难度。第四,当时政府为收取垦银大力鼓励垦殖[2],放弃田赋转收其他较低的课税亦可能性不大。最后,当时在当地从事山货行业的商人多为客籍,没有大规模发展当地经济的意愿。[3]就此,对“理论上按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进行开发会刺激当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想法,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1] 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年第20卷第4期,第3页。
[2] 赵珍:《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垦殖政策与生态环境变迁》,《清史研究》,20042月第1期。
[3] 蓝勇:《深谷回想——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0页。

Wednesday, October 8, 2014

《東亞經濟發展之路》簡要概述

  杉原薰的論文《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之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解釋東亞在三個時間段的發展情況,即15001820年持續的GDP增長,18201945年間的經濟衰退,及19451950年間的GDP快速增長。
  作者認為,東亞在15001820年間的GDP增長,得益于通過建立勞動吸納型制度,同時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使得東亞成功解決了自然資源的約束(主要指土地),從而避開了馬爾克斯陷阱,使用有限的資源養活更多的人口。作者徵引速水融的理論明,相較于當時西方充足的自然資源,東亞的自然資源比較匱乏,而人口密度大,在謀求發展時,出於經濟的考量會優先使用增加勞動的方式增加經濟出。這是一條與西方以投入資本為主導進行發展的工業革命相異的發展道路,被稱為勤勞革命之路。
  比起當時使用大面積農場經營的歐洲,東亞國家由於土地占有規模較小,通常採取家庭式的小農經濟模式進行生。這種社會中,同時具備農副業知識、 應對家庭成員的溝通能力與計劃管理技術的多面手尤為重要。與西方通過市場調配勞動力,使得勞動力生專業化的分工形式不同,東亞小農經濟的生者通過個人直接配置勞動,如使用雙季種植法及在農閒時節進行養蠶等副業等方式來增加收入,即同時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同時,家庭與村共同體則作為勤勞革命的推動力,與個人可以有限度自由流動的社會秩序一起,建立了勞動吸納型制度。在勤勞革命逐漸發生的過程中,生了初級的村工業,甚至導致了部分大都市與中心城鎮的衰落。
  在18201950年間,由於工業革命後全球工業化的推進,在看到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巨大前景之後,東亞原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也進行了工業化的轉型。如日本雖然在1860-70年代引入了西方的技術與管理,卻在1880年代轉為發展傳統技術的現代化,以應對其在資本土地方面稀缺,而勞動力資源充沛的狀況。中國與韓國則在其後繼承了日本下游的相關業,形成了所謂的亞洲發展經濟雁陣。具體的例子有,日本採取機器紡紗與手工織布相結合的方法生棉布以積累資本,並根據市場購買力從低到高的發展,逐漸更新設備以生與市場需求相應質素的品。而中國則引進了日本的半自動化織機並在農村快速普及。與此同時,政府亦通過管制外匯與關,培養了村企業的發展。[1]儘管如此,此時期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秩序與東亞自身的土地限制依然造成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障礙。
  在19451995年間,東亞的經濟增長則源於勞動密集型技術與資源節約型技術兩條發展道路的融合。由於冷戰時期美國與前蘇聯佔據了資本與資源密集型技術的發展空間,造成了東亞在資本密集但資源節約型技術的發展。例如日本在20世紀下半葉發展的汽車與家電領域,紡織化工及精密機械等行業,多屬於此類。由於美式生所追求的規模經濟與自動化生模式更適合在資源豐富的條件下使用,日本採取了各企業各自研發並與關聯企業進行貿易的方式進行小規模生,從而造就了大批高效率的小規模企業,使得社會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及後,類似的工業化策略又推廣到了其他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從而實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雁群發展模式。
  作者最終得出的結論為,東亞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的進程,不但使得開發中國家在節約利用能源的同時,得以實現生的進步,同時也因其分配的平均使得更多人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將勞動密集型技術與資源節約型技術兩條發展道路融合,才是全球工業化的正途。
  本人覺得杉原先生對於這三個時期東亞經濟發展的闡述與解釋都感到贊同,但於此同時,並不認兩條道路的融合是全球工業化唯一正途的結論。首先,勤勞革命發展的極限要比工業革命來得明顯而難以突破,蓋因勤勞革命是一種向型(introvert)的革命,主要增加能的方法是通過改良勞動的方式與增加勞動力的投入,而很少涉及到品與生方式本身的改動,從而難以創造出大的發明,而技藝的精進由於生方式本身的鎖定總會有一個極限,因而難以取得現代經濟學派認為唯一可以持續發展的策略──不斷推進的技術發展[2]。其次,按照生產空間網絡模型[3],由於勞動密集型業與其他業之間的聯繫比較鬆散,一個國家很難從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直接轉型到許多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乃至資本或資源密集型產業,而由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轉向其他產業發展則相對容易,從而使得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國家有持續的發展空間。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東亞奇蹟的消逝與雁群模式的衰落,也證明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這似乎並非全球工業化的正途。


[1] (日)杉原薰著,馬援譯,〈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載於(美)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19-125
[2]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 6, (Nov/ Dec 1994): 62–78.
[3] CA Hidalgo, B Klinger, A-L Barabasi, R Hausmann ,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Issue 5845 (Sep 2007): 482–487.


參考書目

1. (日)杉原薰 著,馬援譯,2006〈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載於(美)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96-152
2.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 6, (Nov/ Dec 1994): 62–78.
3. Hidalgo, CA., Klinger B., Barabasi A-L., and Hausmann R.,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Issue 5845 (Sep 2007): 482–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