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束胸到天乳——民国初年的身体解放运动

在时人的观念中，中国女性身体的近代化历程，通常是与废除缠足同束胸相关联的。然而，与从宋代逐渐形成的缠足传统不同，在传统中国，虽然文学作品中多以“葡萄”、“鸡头”（芡实）、“菽”等为喻[1]，以示对女子胸部的审美多以轻巧较小为贵，但胸部始终不是对女子审美的主要重点。另一方面，出土于宋朝的抹胸、明朝的主腰以及流传至今的清代各式肚兜等文物[2]也显示，中国古代的内衣虽然不具备如现代文胸一般承托并显现女子胸部的功能，其构造本身并不足以对女子胸部构成过多的束缚。由此可见，束胸行为本身，并非传统中国社会之遗俗，而是近现代出现的风尚。
　　民国初年的专书与类书多对此情况亦有所记载，如“近日妇女不缠足而缠胸，此亦陋习，青年女子，用一种背心（名半臂带），将胸部紧束，其意盖恐乳部露出，不大雅观”[3]，“肚兜今​​已鲜见，惟盛行小半臂。背作月牙形，紧贴香怀，寒暑不废……其色则纯白、鹅黄、苹绿、竹青，随心所欲，而通行以粉红为多。暑日添妆，轻罗薄壳中，徐映春色一橺，雪肤绛襦，交映生色，正不必灭烛留髡，罗襦偷解，而鸡头新剥，始称销魂也”[4]。束胸一方面被认为是保持含蓄气质的行为，然而于此同时，又有人利用束胸马甲介于内衣与普通背心之间的模糊特征，刻意穿着轻薄外衣以吸引异性的目光。另一方面，缚乳多在都市娼妓、姨太太、小姐与女学生等新女性之间盛行[5]，也侧面印证了小马甲是在成衣界引入西式纽扣之后，模仿传统的西式紧身内衣（corset），将普通背心进行改造的产物[6]。
　　虽然从当时社会主流的观点来看，束胸对国民尤其是后代的身体健康会造成负面，从而引发了1927年以广东为肇的“天乳运动”。但如果我们将视角置于当时女性渐趋醒悟的角度，就会发现束胸反应出与传统相反的女性叙事。近于当时欧洲流行的波波短发与直腰平胸的叛逆角色，中国女性开始流行的束胸也意味着对传统母亲角色的拒绝，摆脱家庭的牵绊而成为社会中敏捷新女性的追求，带有一种与男性争夺话语权的意味。于此同时，以“体育救国”为号召的女子体育运动，与解放胸乳的论调在女性胸部的处理方案上是有冲突的。尽管有人宣称运动可以使胸部变丰满坚挺， 实际情况是， 运动导致乳房的晃动，会使乳房下垂。因此，紧身胸衣由于刻意减少乳房独立晃动，起固定作用，是有操作层面的实际意义的。而当时田径竞技中塑造的“轻盈玲珑，肌肉紧实，胸部扁平，全身呈流线型”[7]的健美典型，更使得对美的关注超过健康的女界加剧了束胸行为。
　　这种冲突最终得以解决的方式，是1933年游泳热的降临，在以杨秀琼为代表的女性泳装形象示范下，带有曲线的女性形体终于被塑造为美的标准身形，开始在公共空间中占领中心位置。而当穿着洋装与改良旗袍的情欲化女性形象逐渐成为都市风尚的同时，现代版本的文胸也几乎同时被引进，终于解决了国族叙事背景下的健美运动与违背男性审美的胸部松弛之间的冲突，最终占据了内衣市场，束胸内衣方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出，从束胸到天乳，乃至以保国保种为思想核心的健美运动，始终都是由男性在创造对于女性乳房大小同身体风格的审美标准，所谓的女性时尚，只是女性为了争夺自己命运的可能性，或徒劳挣扎或努力依附所做出的自我改造而已。

参考书目

1. 张宏生　2012　〈典雅与俗艳——朱彝尊《沁园春》写艳诸作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评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25。
2. 潘健华　2005　《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李寓一　1972　〈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清末民初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论集》，九龙：中山图书公司。
4. 李家瑞　1937　《北平风俗类征》，上海: 商务印书馆。
5. 吴明　1920　〈为什么要缚乳？〉，《民国日报》1920.4.15，14版。
6. 绾香阁主　1927　〈中国小衫沿革图说〉（下），《北洋画报》1927.6.29，4版。
7. 王云　2007　“社会性别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1843-1937）”论文，南京：南京大学，2011.7.19。
8. 姚霏　2012　〈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研究( 1870—1950) ——以“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2012.3，111-115。
9. 吴昊　2006　《都会云裳：细说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1911－1935）》，香港：三联书店，2006。
10. Steele, Valerie. The corset: a cul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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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宏生，〈典雅与俗艳——朱彝尊《沁园春》写艳诸作的时代风貌及其历史评价〉，《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25。

[2] 潘健华，《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27。

[3] 李寓一，〈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南北各大都会之装饰〉，《清末民初中国各大都会男女装饰论集》（九龙：中山图书公司，1972），页12。

[4]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7），页247-248。

^[5] 吴明，〈为什么要缚乳？〉，《民国日报》1920.4.15，14版。

[6] 绾香阁主，〈中国小衫沿革图说〉（下），《北洋画报》1927.6.29，4版。

[7] 王云，“社会性别视域中的近代中国女子体育（1843-1937）”论文，（南京：南京大学，2011.7.19），页209。

《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内容简介

　　对于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许多学者注意到其作为人口膨胀

从粮食生产角度进行论述；亦有学者从人地关系和新作物的生物学特征之密切关系进行过分析。[1]蓝勇先生的《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一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更加深远的分析视角，注意到农作物引进与地区结构性贫困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做出评价前，首先需明确考察的方向。作者指出了评价的三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投入与产生效益比，和产业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使用这三方面对传统农业经济进行评价可以发现，农业粮食的产量增加主要依靠扩大耕地面积与集约化的精耕细作进行，平原地区农耕先进而畜牧落后，并且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桑棉渔副业以吸纳过量劳动力。但与此同时，明清之际南方亚热带山地尚未开发，多为森林。

　　在这种条件下，作者提出了当时社会可能的四种发展模式：(1)内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即更为集约的精耕细作；（2）内延式发展农牧副业，如投入肥料并将剩余劳动力用于生产桑棉副业；（3）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利用山区生物的多样性发展林牧副业并与平坝的粮食产品进行互换；（4）外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在山地开垦并继续从事粮食种植业。作者认为，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旱地作物对土壤与气候的要求较高，在山地大多难以种植，因此理论上按第三条道路进行开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明清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使得历史并没有照此进行，而选择了外延式发展粮食种植业，以致南方亚热带山地形成了结构性贫困，一直持续至今。

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了南方亚热带山地社会的经济，也使得当地损失了大量人口，因此导致了人口的大型流动迁徙。与此同时，玉米、番薯、马铃薯三种重要的美洲作物于16-17世纪传入中国。由于它们具有传统旱地作物不具备的抗逆性，正好成了山地垦殖的最佳农作物。

人口迁徙与美洲作物引入造成的山地垦殖，主要对中国亚热带山区农业社会造成了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由于番薯、玉米与马铃薯可在山地的种植可获得相较于传统旱地作物的高产，为山区农业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它们不仅在承平时可使山区人口自然增长，在饥荒时亦成为平坝、山区都赖以度荒的杂粮，从而减少了灾荒造成的人口自然衰减。在饥荒后，这些作物的高产也提高了人口的恢复速度，使人口在明清之际较大的技术上得以持续增长。

其次，山地垦殖造成了山区以旱地种植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导致了山区无法充分发挥本身的生物多样性，引发了结构性贫困的形成。由于美洲作物在平坝地区也可以较好生长，在山区种植并无特别高产的优势，使得山区本身的资源与产业配置不合理，造成了经济水平的落后。同时，玉米与马铃薯在中高山区的陡坡种植，破坏了农业生态，加大了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山地本身肥力递减，也成为下游洪灾的隐患，造成平坝地区良田的损失。

最后，这种结构性贫困使得亚热带山区丧失了平坝、山区形成产出互换机制的可能。由于山地以种植业为主业，利用山区本身资源的林牧畜果等产业只能作为家庭副业存在，一方面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而完成原始积累，另一方面难以形成大的交流市场，与平原地区难以形成对等的交流机会，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便无法发展。这种模式制约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影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的模式是否真的可行。首先，明清之际的两次湖广填四川，迁入者多为平原地区的农民，若要求他们像原本的山民一样开放副业，可能存有技术上的困难。第二，林业本身对木材的生长周期有一定的要求，亦并不适合大规模的生产。第三，山地的交通主要依靠水运，而高山旱地缺少河流，与平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或有难度。第四，当时政府为收取垦银大力鼓励垦殖[2]，放弃田赋转收其他较低的课税亦可能性不大。最后，当时在当地从事山货行业的商人多为客籍，没有大规模发展当地经济的意愿。[3]就此，对“理论上按外延式发展林牧副业进行开发会刺激当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想法，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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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2001年第20卷第4期，第3页。

[2] 赵珍：《清代西北地区的农业垦殖政策与生态环境变迁》，《清史研究》，2004年2月第1期。

[3] 蓝勇：《深谷回想——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0页。

《東亞經濟發展之路》簡要概述

　　杉原薰的論文《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之寫作目的，主要在於解釋東亞在三個時間段內的發展情況，即1500～1820年持續的GDP增長，1820～1945年間的經濟衰退，及1945～1950年間的GDP快速增長。

　　作者認為，東亞在1500～1820年間的GDP增長，得益于通過建立勞動吸納型制度，同時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使得東亞成功解決了自然資源的約束（主要指土地），從而避開了馬爾克斯陷阱，使用有限的資源養活更多的人口。作者徵引速水融的理論說明，相較于當時西方充足的自然資源，東亞的自然資源比較匱乏，而人口密度大，在謀求發展時，出於經濟的考量會優先使用增加勞動的方式增加經濟產出。這是一條與西方以投入資本為主導進行發展的工業革命相異的發展道路，被稱為勤勞革命之路。

　　比起當時使用大面積農場經營的歐洲，東亞國家由於土地占有規模較小，通常採取家庭式的小農經濟模式進行生產。這種社會中，同時具備農副業知識、 應對家庭成員的溝通能力與計劃管理技術的多面手尤為重要。與西方通過市場調配勞動力，使得勞動力產生專業化的分工形式不同，東亞小農經濟的生產者通過個人直接配置勞動，如使用雙季種植法及在農閒時節進行養蠶等副業等方式來增加收入，即同時發展勞動密集型技術。同時，家庭與鄉村共同體則作為勤勞革命的推動力，與個人可以有限度自由流動的社會秩序一起，建立了勞動吸納型制度。在勤勞革命逐漸發生的過程中，產生了初級的鄉村工業，甚至導致了部分大都市與中心城鎮的衰落。

　　在1820～1950年間，由於工業革命後全球工業化的推進，在看到勞動節約型技術的巨大前景之後，東亞原有的勞動密集型技術也進行了工業化的轉型。如日本雖然在1860-70年代引入了西方的技術與管理，卻在1880年代轉為發展傳統技術的現代化，以應對其在資本土地方面稀缺，而勞動力資源充沛的狀況。中國與韓國則在其後繼承了日本下游的相關產業，形成了所謂的亞洲發展經濟雁陣。具體的例子有，日本採取機器紡紗與手工織布相結合的方法生產棉布以積累資本，並根據市場購買力從低到高的發展，逐漸更新設備以生產與市場需求相應質素的產品。而中國則引進了日本的半自動化織機並在農村快速普及。與此同時，政府亦通過管制外匯與關稅，培養了鄉村企業的發展。[1]儘管如此，此時期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秩序與東亞自身的土地限制依然造成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障礙。

　　在1945～1995年間，東亞的經濟增長則源於勞動密集型技術與資源節約型技術兩條發展道路的融合。由於冷戰時期美國與前蘇聯佔據了資本與資源密集型技術的發展空間，造成了東亞在資本密集但資源節約型技術的發展。例如日本在20世紀下半葉發展的汽車與家電領域，紡織化工及精密機械等行業，多屬於此類。由於美式生產所追求的規模經濟與自動化生產模式更適合在資源豐富的條件下使用，日本採取了各企業各自研發並與關聯企業進行貿易的方式進行小規模生產，從而造就了大批高效率的小規模企業，使得社會的收入分配更加平均。及後，類似的工業化策略又推廣到了其他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從而實現了規模越來越大的雁群發展模式。

　　作者最終得出的結論為，東亞勞動密集型工業化的進程，不但使得開發中國家在節約利用能源的同時，得以實現生產的進步，同時也因其分配的平均使得更多人享受到了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將勞動密集型技術與資源節約型技術兩條發展道路融合，才是全球工業化的正途。

　　本人覺得杉原先生對於這三個時期東亞經濟發展的闡述與解釋都感到贊同，但於此同時，並不認兩條道路的融合是全球工業化唯一正途的結論。首先，勤勞革命發展的極限要比工業革命來得明顯而難以突破，蓋因勤勞革命是一種內向型（introvert）的革命，主要增加產能的方法是通過改良勞動的方式與增加勞動力的投入，而很少涉及到產品與生產方式本身的改動，從而難以創造出大的發明，而技藝的精進由於生產方式本身的鎖定總會有一個極限，因而難以取得現代經濟學派認為唯一可以持續發展的策略──不斷推進的技術發展[2]。其次，按照生產空間網絡模型[3]，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聯繫比較鬆散，一個國家很難從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直接轉型到許多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乃至資本或資源密集型產業，而由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轉向其他產業發展則相對容易，從而使得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國家有持續的發展空間。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東亞奇蹟的消逝與雁群模式的衰落，也證明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這似乎並非全球工業化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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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杉原薰著，馬援譯，〈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載於（美）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 119-125。

[2] Paul Krugman,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 6, (Nov/ Dec 1994): 62–78.

[3] CA Hidalgo, B Klinger, A-L Barabasi, R Hausmann ,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Issue 5845 (Sep 2007): 482–487.

參考書目

1. （日）杉原薰 著，馬援譯，2006〈東亞經濟發展之路——一個長期視角〉，載於（美）喬萬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編，《東亞的復興：以500年、150年和50年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96-152。

2. Krugman, Paul.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73, no. 6, (Nov/ Dec 1994): 62–78.

3. Hidalgo, CA., Klinger B., Barabasi A-L., and Hausmann R.,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Science vol.317, Issue 5845 (Sep 2007): 482–487.

辛酉政變中慈禧奪權成功的手段分析

一、引言

        咸豐十一年（1861）八月，咸豐皇帝病重，他死前立六歲的兒子載淳為太子，並設計了一套權力制衡機制，[1]讓兩位太后與顧命八大臣互相監督制約，共同輔助幼帝。但這套權力制衡機制卻使得太后和顧命大臣矛盾迅速激化。出於對權利的渴求和對顧命八大臣的不滿，慈禧與八大臣集團展開了政治鬥爭，最終在恭親王奕訢等人的幫助下成功發動了「辛酉政變」，剷除了顧命八大臣，進而實現了垂簾聽政。

        本文對慈禧在奪權過程中使用的手段做了細緻研究，總結歸納出了對奪權成功產生重要作用的八個具體手段，深入研究了採取這些策略的目的以及所達到的效果。這些手段不僅展現了宮廷政變得以成功的要素，對於其他有關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學研究亦有裨益。

二、慈禧奪權的具體手段及分析

（一）拉攏慈安

　　慈禧拉攏慈安，主要是看中了她的正宮身分。慈安德高望重，在大臣中有較高威望，拉攏她與自己一同行動，就奠定了政變的合法性。另外，慈安生性平和，少涉政事，政變成功後也不會對慈禧的權力產生過多威脅。這可在《庸庵筆記》中得到印證：

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竅會。東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2]

　　兩后垂簾後，慈安少涉政事，實際權力便大多掌握在慈禧手中，這應當歸功於她在奪權前期的盡心策劃和政治行動上的遠見卓識。當時慈安由於同樣被八大臣輕視，與慈禧處境相似；慈禧從利益共同點出發，動之以情，很容易便與東太后聯合了起來。

（二）聯合奕訢集團

1.聯合奕訢集團的好處與基礎

　　既已取得名義上的正統，奪權最需要的便是硬實力，即朝中大臣的支持與兵權的保障。慈禧因此將聯合目標鎖定為集聚了留京大臣勢力的奕訢集團。

　　當時肅順集團雖有皇帝誥命，卻並非一個成熟的政治集團。骨幹成員除了肅順，還有鄭親王端華和怡親王載垣，但這兩人並無政治才能與眼光。 肅順集團的骨干成員主要集中於中央政府內部，以軍機大臣為主，地方督撫很少， 幾乎沒有文官。此外，這三人剛愎自用、妄自尊大。這使他們得罪了許多同僚，授人以柄。

　　奕訢集團的成員則包含了大多數留守北京的官員，六部主事、重要將領、地方巡撫與士林領袖都在其中。而咸豐出逃後，留京官員為辦理外交事務而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為處處仿照軍機處建立，[3]實際上可以取代肅順集團中軍機大臣的機能。這使得奕訢集團在當時完全取得了控制國家機器的實權，如能聯合奕訢，慈禧便有了從肅順集團手中奪權的實力。

　　咸豐的遺詔將奕訢排除在輔政大臣之外，「留京諸大臣，驚異不平，多有牴觸」，[4]這成了慈禧聯合奕訢集團的基礎。此外，弈訢集團與肅順集團的積怨也使得聯合成為可能。[5]

2.具體行動

　　咸豐駕崩後，肅順集團禁止奕訢前來熱河弔唁。[6]慈禧於是令太監安德海出演苦肉計，將其「發落」回北京通知奕訢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熱河密札》記載：

恭邸今日大早到，適趕上殷奠禮……祭後，太后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約一時許方出。[7]

　　奕訢與兩后商議對策後，第三天就離開熱河。之後，山東道監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 並另簡親王輔政。八大臣以小皇帝名義草擬諭旨，予以激烈駁斥，但兩宮皇太后拒不鈐印使得諭旨無法生效。於是八大臣以停止辦公相威脅， 迫使皇太后就範。這場爭端以兩宮太后發現時機尚未成熟，繼而妥協告終。

　　肅順集團在這一回合表面上佔先，但他們當廷頂撞太后，無人臣禮的行為，為之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三）謹言慎行， 等待時機

　　暫時的失敗使得慈禧蟄伏起來，以等待更有利的時機。

　　之後，帶兵大員勝保上「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并另簡近支親王輔政折」，類似董元醇上疏事件，也遭到肅順等人的反對，只是這次兩宮太后沒有再反對肅順的行為。

　　於是肅順等人更加獨攬大權，無視太后的存在，卻不知道這實際上是對手暗中積蓄力量的計謀 。例如，《庸庵筆記》中記載：

文勤公同（肅順）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 「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唉！若輩饋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稿，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週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 [8]

　　肅順的行為飛揚跋扈，得罪同僚。日積月累，朝中對顧命大臣集團的積怨便愈加深重。許多大臣因為為官期間受到了肅順的衝撞排擠，或因看不慣其目中無人的作風，便加入了肅順的反對派，即兩后與恭親王的陣線中。

（四）抓住良機，迅速出擊

　　慈禧對待顧命八大臣絕非一味退讓。對待回鑾這個問題，她的態度十分堅決，並沒有因為八大臣的反對而讓步。據《庸庵筆記》記載：

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后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馬，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9]

　　由於當時肅順等人的勢力集中在熱河，恭親王集團的勢力集中在北京，若要剷除八大臣，則必須先回到北京。加之當時處於皇權交替時期，發動政變相對容易，若拖到肅順等人掌握了實權，再想發動政變奪權就十分艱難了。所以慈禧十分堅決地下令儘快回鑾。回鑾之爭中慈禧的堅定態度與之前對待董元醇上書的妥協態度大相徑庭，這正是慈禧的精明所在：在小事上面適當妥協，而在關鍵的問題上絕不退讓。

　　八大臣最終沒能拗過兩宮太后，鑾駕最終于九月二十三日啟程回京。兩宮皇太后攜幼帝間道回京，由載垣、端華等人扈從，而咸豐帝的靈柩則由肅順等人另路護送。慈禧的這一設計巧妙地將顧命八大臣中核心的三個人物分開，防止他們密謀，極大地削弱了他們的實力。又由於當時下雨，道路泥濘，靈柩隊伍行進緩慢，肅順會晚於太后到京，這樣就給慈禧和恭親王等人發動政變提供了絕佳的時機。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太后與皇帝一行率先抵達北京。剛到北京，慈禧就為政變大造輿論，「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10]控訴肅順等人飛揚跋扈，圖謀不軌。慈禧亦于當日召見奕訢，商議政變。次日，慈禧便火速發動了政變。她召集眾大臣，以皇帝名義頒旨宣示肅順等「矯旨」，解除顧命八大臣「贊襄政務」的權利並下令逮捕八大臣。此時，肅順仍「護文宗梓宮在途」尚未抵京，[11]在密雲被逮捕，根本來不及做出籌謀和應對。這場政變「辦理神速，為中外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12]正因為慈禧等人抓住了寶貴的時機，趁八大臣不備，迅速發動了政變，才得以順利將八大臣一舉逮捕。

（五）誇大八大臣的罪行，樹立政變的合法性

　　十月初六，清廷以上諭形式宣示八大臣罪狀，所公佈的罪行中除了他們目無君上，專擅朝政以外，還有一條十惡不赦的罪名「假傳遺詔」：「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豈知贊襄政務，皇考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13][14] 如若肅順等人真的是假傳咸豐遺詔，擅自以顧命大臣自居，則不僅可以坐實諸如欺君罔上，攬權專擅等罪名，更加可以因此徹底否定並推翻八大臣輔政制度，使得日後太后垂簾聽政名正言順，合理合法。[15] 由於咸豐皇帝的確未留下命八大臣「贊襄政務」的親筆朱諭，已然被囚系的八大臣百口莫辯，慈禧等人加諸八大臣的罪名也便成了彻底擊潰他们的致命武器。

（六）示弱以博同情

　　除了在發動政變時展現出的雷厲風行的一面，慈禧還適時地展現自己作為女人薄弱的一面，來博取眾大臣的同情。「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16]兩宮皇太后著力展現出的這種孤兒寡母備受欺凌的情態與顧命大臣的囂張跋扈形成鮮明的對比，因而得以十分有效地博得大臣們的同情和輿論的支持。

（七）獎勵功臣

 　　在政變步入尾聲之時，慈禧給予了政變功臣極高的恩賞。十月初六，清廷授予恭親王奕訢議政王，軍機大臣，宗人府宗令，內務府總管大臣等要職，使他集大權於一身。對於奕集團其他成員亦有封賞，比如授予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侍郎寶鋆以及文祥軍機大臣之職。對這些大臣的獎勵有助於繼續籠絡他們的心，以便日後博得他們對於垂簾聽政的支持。

（八）懲治八大臣，並無大規模株連

　　十月初六，宣示八大臣的處決辦法，將肅順處斬，賜載垣、端華自盡，褫景壽、穆陰、匡源、杜翰、焦祐瀛職，將穆陰發往軍臺效力。只是懲治了八大臣了和一些他們極為親信的人，並沒有大規模株連。這樣就可以讓眾大臣在人心惶惶的政變中快速安下心，使得統治者（慈禧和奕訢等人）可以快速穩定朝局, 實現平穩權力更替。

　　至此，八大臣勢力被粉碎，慈禧和奕訢等人奪得了朝政大權，咸豐皇帝生前設計的權力制衡機制宣告瓦解。

　　辛酉政變的成功使得慈禧成功清除了垂簾聽政的絆腳石。十月初九，同治皇帝登基。同日，內閣頒佈上諭「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諭令議政王、軍機大臣遵行」，[17]給予了兩宮皇太后對於政事的最高決定權。十一月初一，兩宮皇太后正式垂簾聽政，慈禧也走上了權力巔峰，開始了她對中國長達四十七年的統治。

三、總結

　　本文分析了辛酉政變中慈禧奪權的各種手段，從中可以總結出她成功奪權的五點經驗：

　　首先，依附於有實權的可靠力量，即聯合有政權與兵權的奕訢集團；

　　第二， 為行動正名，樹立合適的形象，包括拉攏慈安及建立孤兒寡母的形象博得朝中眾人的同情；

　　第三，把握合適時機，進退得當，在自身實力不夠強勢時謹言慎行，痲痹敵人；一旦時機成熟，立即迅速出擊，將對手一舉殲滅；

　　第四，賞罰分明，適可而止，以穩定人心，迅速平穩時局；

　　最後，對盟友採取恰當的處理方式。對無心朝政的慈安，慈禧不限制其參政權，對真正有勢力的奕訢卻只授議政王，使其無法威脅到自己的統治，最終得以把權力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我們不難看出，咸豐設計的權力制衡機制破滅主要是由於以下幾點原因：首先，這個機制不能防止分權者結盟，慈禧與慈安的結盟一開始就打破了系統內部的平衡；其次，此機制無法防止外部有實力者的介入，奕訢集團對慈禧的協助，使得這個權力體系最終徹底瓦解；此外，這個機制最致命的弱點在于缺乏獨立的外部監督者，因此一旦出現問題，無法得到修復，只能破滅。但作為集權制的帝國，獨立於權力中心的監督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這也造成了歷朝後期，權力 一旦出現失衡跡象，便無可挽回，導致王朝覆滅的必然結局。此分析間接表明中國傳統社會的權力分佈是一個缺乏自我修復機能的脆性結構，值得後續研究者從系統控制論的角度佐以更多案例，加以分析探討。

參考專書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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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咸豐命肅順、載垣、端華等八人為顧命大臣「贊襄政務」。為了防止八大臣獨攬朝政，他分別授予皇后（即後來的慈安太后）和載淳刻有「御賞」和「同道堂」的兩枚印章。顧命大臣所擬諭旨在蓋有兩枚印章後方可生效。作為載淳的生母，慈禧代為保管「同道堂」印章。奕訢等留京官員被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見任恆俊，〈論辛酉政變〉，《近代史研究》（1986年1月），頁1-16。

[2]薛福成，《庸庵筆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25。

[3]高曉穎，《從辛酉政變到甲申易樞》（大連：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1。

[4]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7。

[5] 例如肅順發動牽連恭王府的「戶部寶鈔案」和咸豐出逃後的回鑾之爭，參見高中華，《肅順與咸豐政局》（濟南：齊魯書社，2005），頁154。及寶鋆等修，《筹办夷务始末》（北京：中華書局，1979），册七，卷六十四，頁2411-2457。

[6]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6。

[7]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509。

[8]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6。

[9]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8。

[10]薛福成，《庸庵筆記》，頁19。

[11]趙爾巽等，《清史稿‧肅順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册38， 卷386，頁11688。

[12]薛福成，《庸庵筆記》，頁20。

[13]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輯11，頁106。

[1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輯11，頁107。

[15]王開璽，〈辛酉政變前後兩道諭旨考證〉，《歷史研究》（2012年04期），頁156－165。

[16]黃浚，《花隨人聖庵摭憶》，頁509。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輯11，頁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