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好，庙号母辛，是商武丁王三位王后之一。当时武丁通过娶临近部落的女人以获得该部落族人的信任，妇好便是武定以此娶来的六十多名各地妻子之一。她所在的部落称为商方，在成为武定的妻子之后，武定给了她相当丰厚的封地和士民。她在封地上得到了“好”的氏名。在武丁中兴的过程中，妇好多次参与征战，主持祭祀，于33岁去世，为武定育有一子孝己。
妇好被现代学者熟知主要源于商代的甲骨文记载，特别是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区妇好墓的挖掘中，有大量含铭文的随葬品与占卜后的甲骨片。从这些物件与文字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妇好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与军事统帅。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帅兵前去作战，结果大胜。从此武定让她担任军队统帅，陆续打败了二十多个方国。这点可以从甲骨文中关于妇好征兵，伐土方、羌、巴方、夷方的卜辞中证明。商朝的武功以武丁时期最盛，一连串的战争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这其中有许多是作为商军统帅的妇好的功劳。
妇好不但能带兵打仗，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和占卜官，甲骨文中有数次关于妇好祭天地与先祖的记载。商朝崇尚天命，王室在议定国是时要反复占卜，祈问鬼神。因此，祭祀是最为重要的国事活动之一。妇好作为掌握这项最高神职权利的祭司，可见她在国家重大国事上的地位。
妇好的战功与战绩可以让我们看出，当时的王后不但是国王感情上的夫妻，也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作为丈夫的武丁，也充分尊重妻子的自由意志，并且对妻子论功行赏，妇好并不像后世女子一般完全作为丈夫的附庸而存在。妇好墓中有空白的甲骨片，及她担任占卜官一职，说明她懂得识字刻字，知识渊博，与后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价值观大相径庭。此外，妇好墓中的陪葬品既有女性专用的饰品与供玩赏的弄器，又有大量兵器尤其是9公斤重的铜钺。可见妇好既有女性娇美的一面，又武力超群力大过人。这显示了上古时期女性崇尚健美，不同于近古压抑天性的病态美形象。
青铜器被用于象征统治权威始于夏禹铸九鼎，以象征九州。《史记》有载“九牧之金，九鼎”。鼎由各地方国的金属熔铸，上绘有天下的各种动物及饕餮、蟠龙等神兽，代表了鼎的拥有者对天下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及同天地鬼神沟通的能力。
及至周公制礼作乐，除了上述内涵，青铜器又有了“乐统同，礼辨异”的作用。青铜礼器中的食器、酒器和水器，由于在贵族宴饮与宗教祭典上都要使用，表明使用者拥有了举行这些仪式的权威，有别于无贵族头衔的普通国人。而在贵族内部，又根据王侯-公卿-大夫-士的高低次序，礼器的组合使用从九鼎八簋依次递减到一鼎一簋一豆。这种列鼎制度划分了贵族等级的高低。同时，鼎上刻有贵族名字的铭文，被视为物主的私人物品，死后可以用来陪葬，表明贵族死后任然享有同样的权威。
而钟磬一类的乐器，虽然目的在于演奏以激发人们共有的心性，也仍然是“天子之为乐，以赏诸侯之有德者，德胜而教尊”，从而起到一种教化的作用。而教可以化他人者，必须是有道德上权威的圣人。
至于作为兵器的斧钺等青铜器，则本身就说明了物主的兵权。
青铜器之所以成为政治统治的象征，首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金属的开采和冶炼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当时只有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才能获得足已浇铸大量青铜器的金属。同时，青铜器的制作本身也非易事，无论是早期范铸法还是后期失蜡法，工艺都相当复杂，制作耗时，显然只有衣食无忧的贵族才能去追求此等符号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的青铜礼器。最后，青铜作为当时兵器和高级工具的原料，本身的价值就相对很高，也说明了拥有者对于社会资源的巨大掌握。
曾侯乙墓墓室主要呈“卜”字形分布，共有种东西北四个墓室。
中室出土文物种类最多，主要有宴飨乐器与青铜礼器两大类。乐器中最珍贵的是一整套编钟，制作工艺精美，衔接设计巧妙，而且钟从正侧面敲击都能发出高低不同的两个音，此法为后世所不传。编钟中有一枚楚惠王赠送的镈，说明当时曾侯乙生前两国国君交好。其他出土乐器则有一套编磬，鼓瑟笙萧等。
青铜礼器的种类则与其他贵族墓类似，也有食器酒器水器三类。食器中九鼎八簋的组合说明了曾侯乙的国君身份。这些丰富的钟鸣鼎食之器，说明曾侯乙生前享受着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礼器的存在表明他有着祭祀先祖甚至天地的责任。
东室为墓主寝室，有一雕花漆棺，上绘各种镇墓兽及当时的星宿，以保护主人的安全。棺上有一门洞方便墓主的魂魄出入。馆内有各种小型玉器和人畜玉雕，足见墓主生前生活富裕。而放入玉器以期尸体不腐的做法表明了当时人们认为死是生的延续的生死观。而东室中的殉葬女以及殉葬狗说明曾侯乙生前多妻妾且有驯养宠物的习惯。
西室为殉葬室，有13具乐妓的彩绘棺，除一鸭型漆盒外陪葬品很少。这说明曾侯乙本人对乐妓拥有完全所有权，才可令其陪葬。
北室中存有一个分为上下两层的木架，为兵器库，存有古时五兵矢殳矛戈戟与保存良好的盾牌。此外又有车伞和大量车軎，代表战车队。这说明曾侯乙生前管理着拥有相当强大兵力的诸侯国，是一位勇于出征畋猎的君王。
汉代的礼制沿袭秦制，使得太后拥有很高的地位与职权。不但太后或皇后的家族可以可以得到封赏和土地采邑等经济资源，太后本人更有支配官员甚至调度军队的政治权力。例如卫子夫就在戾太子造反时动用后权调动了军队。
此外，官员有向太后禀报政事的义务。“群臣奏事东宫”是汉代制度上的规定，虽然在奏事时以皇帝系统为主，太后系统为辅，但仍保证了太后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权和相应的干政权力。《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丞相赵绾等人尊儒术，因此太后不悦。后来赵绾要求“请无奏事东宫”，导致太后动用官员任免权罢黜了赵绾及同党。
太后更大的权力在于对新皇帝的废立，吕后就曾废少帝，霍光在昭帝驾崩后也需请皇后征邑王。而皇帝年幼，太后更可以直接行使皇帝的权力。汉代推崇以孝治国，孝心孝行为继位国君必备之德行，致使母权得以凌驾皇权。汉代政治制度中，保证太后的职权，是保卫皇权不外移的重要规定，太后权力是皇权的一部分，本意是为了维护皇权，仅从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后作为女性从政名正言顺。但由此衍生的外戚势力不断兴起，严重影响了皇权的安定。而皇帝意图从政治手段，士人试图从思想教育入手的策略，都对抑制外戚专权无甚效果。
太后临朝与汉代女性角色的整体走向大多相异。儒法自汉朝开始兴盛，推崇阳尊阴卑。而刘向《列女传》及班超《女诫》的刊行，将女子的价值完全依附于为对夫家事业的帮助及血脉的延续。基于这些女性教育，守贞在汉代也逐渐开始成了制度性设计。因此，太后临朝大抵与逐渐被世人推崇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是相异的，“红颜祸水观”便是社会对于太后临朝失败经验的总结。
长安的构筑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阶段，即汉高祖、惠帝时期、武帝时期和王莽时期。每个阶段都代表了以特别工程为中心的对长安的集中建设，而这些阶段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在这段200 年之久的历史中，长安的建造既是个连续的工程又具有不断变化的中心和目的。每位君主为了表达其特殊的政治和宗教价值观都热衷于建造他们自己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反映出不同社会力髦的兴衰，成为不断变幻的政治策略的见证。这些政治性和宗教性纪念碑的增生又和城市社会的发展一致，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些纪念碑聚集起大量的人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漢高祖定都長安后开始了長安宮城的興建，也修筑了長樂宮、未央宮与長陵。长乐宫是以秦朝兴乐宫修缮而成的宫殿，宫墙厚重墙基超过20米，被作为太后的居所。而在长乐宫西方重新修筑的汉宫殿区被重新命名为未央宫，属于皇帝本人。武库与丞相府位于两宫中间以方便向皇帝与太后奏事。事实上高祖在长安居住时间并不长，因此这一时期的长安实质上是一个政治性符号和礼仪中心，"城"中所举行典礼的性质以及新建筑的强烈的象征性内涵都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惠帝时期修建的新长安城墙则呈一个不规则的方形，每面三门。只有东堵是一条直线，而去最不规则的部分是西北部，在其倾斜的走向中有多处明显的转折。很可能当筑造西北角落的时候，建造者还没有想到要将整个长安的城墙边成与四方相应的"方形"。这种想法只是在后来才出现，并成为后续工程的指导思想。新长安城墙工程是一项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其囚的在于赋予这废都城…种更为传统的、因而也就更为权威的形象。该计划与汉初政治和思想取的一个深刻变化有密切联系:即"汉帝国正从对武力的依赖转向对信仰和理论的依赖，从以武装夺取政权转向依靠宗教约束力来统治国家"。从惠帝时期开始，汉朝的陵墓区于渭河西北方开始建造，并将国内大族纷纷迁到长安城附近形成陵邑。直接结果是在民安郊外的段邑中逐渐集中了大量人口，居民均来自全国最富有和最有名望的家族。这使得长安的经济势力与政治文化影响迅猛增长。
在文景时期对长安营造低调处理的时代过后，汉武帝在长安内外建造了大量具有纪念碑规模的建筑，这些建筑被公然宣称为皇帝的"个人"符号和财富，以帮助他实现成仙的美梦。明光宫、桂宫和北宫最终将长安城内空旷的部分填充了起来，而在都城以西和西南方向，建造了拥有大批富丽堂垒建筑的上林苑，在西北方向建造了大型祭祀中心甘泉宫。这些建筑多高台，以招神仙使得自己求得永生。
陵园总体布局和结构象征生前宫城、宫域的设计思想,在战国时期王陵内已经有所表现,但还比较简单。秦始皇陵继承了这一设计思想,并将其扩展到“百官”和“山川江河大海”,体现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永不满足的占有欲望。《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日:‘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在其陵墓中不仅设置有“宫观百官”,放置有“奇器珍怪”,甚至连“百川江河大海”亦有,乃至于“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大量考古发现也证实秦始皇陵设置有便殿、马丽山食官等园寺吏舍,有代表军队的三个兵马俑坑,代表宫廷厩苑、园囿的上焦村马厩坑、珍禽异兽坑和鱼池,以及象征着太仆、廷尉、左弋外池等机构的铜车马坑。
阳陵的帝陵、后陵、“罗经石”遗址、外城分别是长安城的未央宫、长乐宫、礼制建筑、城垣在陵区的地下再现。阳陵不同的陪葬坑代表和象征“宫观及百官位次”,代表不同的政府机构及设施(包括军队在内)。阳陵诸侯王的墓园代表其管辖的王国,诸侯的墓园象征的是侯国,公主和郡太守的墓园是其管理的邑和郡的地下微缩。都城、宫殿、礼制建筑、政府机构、军队、王国、侯国、邑、郡,一个王朝的中央政权和地方建制应有尽有,无一或缺。西汉王朝是汉阳陵的建设模本,汉阳陵是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建设而成的。
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大千世界, “事实上模仿‘象’宇宙的结构”,与西汉帝陵模仿现实中的地上王国,说明秦汉以前陵墓建设理念的思想根源,无非均是“与生俱来,与死俱去”的生死观,即所谓“事死如事生”。其思想的渐变轨迹大体是,秦朝之前的阶段的意图在于保证死者在阴间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而秦始皇以后则是要继续拥有、延续政权,使“祖宗之功德施于万世,永永无穷”。
